明朝嘉靖三十五年，江南徽州一带出了一桩奇事：当地一个地主为戏弄穷书生，特意铸了两大块假银子埋在庙里，谁知书生拿了银子上街买买买，竟全程无人识破。地主满心疑惑回家和妻子一说，妻子竟悬梁自尽，地主怒而将书生告到官府，最后自己反倒挨了30大板。
那年徽州大旱，银价飞涨，百姓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当地富商胡祥隆是新近从苏州迁来的，在镇上开了典铺，还做地产买卖，仗着家底厚，又和府里知州私交甚好，平日里在镇上横行霸道，几年来靠放贷霸占了不少百姓田地，当地百姓早就对他怨声载道。
而当地的秀才段良，出身破落的书香门第，家中只有一位卧病在床的老母亲。段良年年参加科举都名落孙山，为了养活母亲，只能靠给人抄经勉强糊口。这年春天，母亲的病突然加重，段良走遍乡里也借不到一文钱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只能跑到城南的土地庙长跪祈愿，希望能有转机。
这事恰巧被胡祥隆看到，他非但没有同情，反而生出戏弄之心，让家丁铸了两枚外镀白银、内里灌铅的假银锭，偷偷埋在了土地庙的香炉底下，就等着看段良拿假银被抓的笑话。
第二天，段良到庙里焚香祈福，无意间在香炉下发现了这两锭银，顿时惊喜交加，连连感叹是神灵显灵、可怜自己。他当即拿着银锭去药铺给母亲抓药，药铺掌柜陈正友素来知道段良为人老实本分，验看银锭后丝毫没有怀疑，照常给了药，收了银锭。
之后段良又拿着银锭买了米粮，还请了郎中来家里给母亲治病，一切都顺顺利利。胡祥隆一直在暗处偷偷观望，本以为很快就能看到段良因用假银被抓的狼狈模样，可等了许久，竟一点动静都没有，这让他心里满是疑惑。
回到家后，胡祥隆便把这事当作笑谈讲给了妻子金氏听。金氏素有贤名，平日里常常私下接济镇上的穷苦人家，听了丈夫的话，脸色瞬间变了。原来，那两枚假银锭本是胡祥隆前日藏在柜子里的，金氏深知丈夫心术不正，怕他害了段良性命，便趁夜偷偷把假银锭换成了真银，想暗中救段良一把，没想到竟因此惹来了祸事。
胡祥隆得知真相后勃然大怒，根本不听金氏的解释，当场将她打得遍体鳞伤，金氏伤重难忍，又心寒丈夫的无情，最终投梁自尽。胡祥隆恼羞成怒，把所有怨气都撒到了段良身上，当即到官府控告段良“用伪银行骗”，要求治他的罪。
知县王成恪接到案子后，立刻命衙役把段良带到官府审讯，段良始终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被控告，只如实供称，银子是从土地庙香炉下捡到的。王成恪心里怀疑段良有诈，便下令当场验银，还特意请来了镇上的银匠。
银匠当场查验后，回禀知县说这两锭银锭成色极佳，内里没有半点杂质，是十足的真银。王成恪又传唤了药铺掌柜、米行老板等人到官府作证，众人都称段良拿来的银锭，和日常流通的银子毫无差别。王成恪又继续追查，很快查到胡祥隆的妻子金氏生前，曾让丫鬟从柜子里取出过两锭银，之后便出了自尽的事。
层层追查之下，事情的真相终于水落石出。王成恪当即宣判，胡祥隆恶意诬告他人，按律杖责三十，还罚了他一笔银子，充作当地的赈灾粮款。
这桩案子很快就在徽州一带传得沸沸扬扬。段良因无罪被释放，母亲的病也得到了医治，后来他赶赴南京参加科举，终于考中了贡士。知县王成恪断案明快公正，没有被胡祥隆的权势所迷惑，深得当地百姓称赞。
嘉靖年间，白银渐渐取代铜钱，成为市面上的主流货币，可贫苦百姓平日里很少接触银器，根本没有识别真假银的能力，因此民间的诬陷和讼争频发，假银案更是屡见不鲜。《大明律》对此类案件早有严格规定，凡是用假银行骗的人，要杖责一百，充军三千里；而故意构陷他人的，按同罪论处，因此官府审理这类案子时都十分谨慎，不会轻信片面之词。
段良这桩案子，后来还被载入了《徽州志·刑狱卷》，作为民间清断的典型案例被后人传颂。而胡祥隆经此一事，名声尽毁，只能暂时避走外地，生意也全都败落了，晚年过得郁郁寡欢，最后落寞而终。
段良后来又考中了进士，在礼部任职，为官始终清廉正直，深受同僚敬重。他的母亲也得以安享晚年，活到了八十岁，一家人尽享天伦之乐。这桩发生在嘉靖年间的奇案，也印证了一个道理：善恶有报，不是不报，只是时辰未到。做人万万不可心存侥幸，行事处世，当常怀良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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